听教于杨振宁、闻一多，拜访过张伯苓(被称为“南开之父”)，1927年出生的冉家彦曾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附中”)及湘雅医学院。这位在战火中选择医学的老人，从医70年，用毕生服务于中国医学。如今，年过九旬，依然优雅、健谈，谦逊尚学。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百年院庆之际，冉家彦作为从医70年、见证发展的代表，其经历再次被关注。

　　10岁逃难动乱年代选择学医

　　忆起往昔，冉家彦娓娓道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年仅10岁的冉家彦跟随家人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路，从河北始，踏遍大半个中国，一路南下，终到昆明安家，在流亡期间断断续续读完初二。

　　彼时，战火纷飞中，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往长沙，后又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利用自己的师资力量和毕业生，创办了西南联大附中、附小。冉家彦在初二那年，考入西南联大附中。

　　食不果腹的年代，念书极为奢侈。“我就是喜欢学习，家里虽然也很支持，但真是没钱。”冉家彦回忆，为了凑够学费，她常利用假期做些手工换钱，“特别困难的时候，当时的西南联大附中院长黄钰生借钱给我，还帮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每月薪金半数还借款，半数留作生活费”。

　　“杨振宁老师教过我们，(学校)也常邀请闻一多老师教授诗歌”。这些诗和远方，连同日军飞机轰炸前的警报声，一同留在冉家彦的记忆中。

　　因学习成绩优秀，1945年高中毕业时，冉家彦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保送西南联大的名额，“希望能掌握一技之长，想学医，但是当时的西南联大没有这个专业，后来就以数学满分的成绩考到了湘雅医学院”。

　　北上支援见证山西医疗发展

　　在湘雅医学院的六年，纯英文的专业课教学让冉家彦受益终身。大学期间，学生被要求用英文写病历、英文查房。“医学有很多专有名词，不上课的时候大家就拿着一根一根骨头，背解剖学的英文单词。”冉家彦笑着回忆。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1951年，冉家彦进入同济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工作；1957年，响应国家号召，与同样从医的丈夫一同北上支援山西医学。

　　在山西工作期间，冉家彦发现当地的营养性巨幼细胞性贫血发病率高。为获得更多标本数据，1979年到1980年，冉家彦和科研组人员马不停蹄地深入临汾等地及周边县、乡，对8000多人次的巨幼细胞性贫血进行普查。

　　“当时科研条件艰苦，只能依靠人眼观察血细胞的数目、大小及形态，查阅外文书籍再结合自己临床工作积累的知识、经验进行分析。”

　　在调研结果的基础上，冉家彦及同事们撰写了《山西省7061例营养性巨幼细胞性贫血的调查报告》论文，该成果在1980年全国第一届内科学术会上获得肯定；1999年出版的“中华临床系列专著”中的首部大型参考书《中华内科学》，冉家彦撰写了《造血系统疾病》第六章《巨幼细胞性贫血》。这些不仅让冉家彦成为山西省血液专业的奠基人、学科带头人，也奠定了她在国内血液领域的学术地位。

　　凭借其扎实的英语功底，工作期间，冉家彦被山西卫生部门派往北京参加头皮针灸治疗项目的翻译工作，也多次为改革开放初期来山西访问参观的外国专家担任翻译。

　　言传身教师者应当授人以渔

　　从医70年，冉家彦先后担任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她还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1995年获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特殊嘉奖，其个人传记也被美国《国际杰出(学术)带头人词典》及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辞典》收录。

　　“感谢学校的严格训练，更感谢参加工作后的老师们，他们言传身教，不仅教给我基础知识，还教会我学习方法，使我学会了诊断病人首先要详细地询问病史，而后进行视、触、扣、听，再结合初步必要的检验项目，仔细观察，认真分析。”冉家彦说。

　　医者，师者，70年间，冉家彦的学生遍及各地，退休后，一直在医院坐诊到90岁，救人无数。

　　如今，虽已不再出门诊，冉家彦仍坚持阅读英文书籍了解国际最新医学动态，关心学生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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