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了陕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钱引安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审查调查的消息，提及其在接受调查期间“一再拒绝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帮助和挽救”，引人注意。

　　而8月1日，在贵州省纪委监委通报的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高守洪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审查调查消息中，同样提及“一再拒绝接受组织的教育、帮助和挽救”，再次引起舆论关注。

　　在接受调查期间，钱引安、高守洪面对组织的教育挽救不珍惜，放弃了“自我救赎”的最后机会，拒不交代问题，对抗组织审查，其“自保”并没有保全自己，反倒在发人深思的同时，给广大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心存侥幸，错认“最后退路”

　　从近年各地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看，被调查对象因心存侥幸心理，拒绝接受组织挽救，把对抗审查、拒不交代当成最后“退路”的例子屡见不鲜。去年6月，浙江省纪委监委披露，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孙建福就因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而错失了组织挽救机会。

　　据介绍，杭州市富阳区纪委监委早在2016年底就收到了关于对孙建福的反映线索，起初是以谈话函询方式对其房产、收入、插手工程建设等情况进行核实。但孙建福没有珍惜组织对其挽救的机会，而是采取退还钱款方式掩盖贪污受贿事实。最终，孙建福的“小算盘”没能如愿，他也因受贿11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

　　“我总以为你们对谈话函询的内容不会那么较真，能蒙混过关，却没想到让自己丧失了向组织坦白的最后机会。”在接受审查调查期间，孙建福后悔不迭。

　　除了在谈话函询期间企图蒙混过关以求“自保”的，还有人在被留置期间仍看不清现实，心存“赌一把”的侥幸心理，以为“挺上三个月，抵坐五年牢”，企图瞒天过海、蒙混过关。

　　今年3月20日，西南林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蒋兆岗因犯受贿、滥用职权罪在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蒋兆岗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侥幸心理让他在选择“出路”上摔了个“大跟头”。

　　记者从云南省纪委监委了解到，蒋兆岗在被留置初期，面对专案组的讯问强烈对抗，且态度傲慢，他甚至心存侥幸，认为调查组只是掌握了一些问题的“皮毛”，没有实质内容，无法对他“伤筋动骨”。

　　“其实在蒋兆岗出逃的20天里，专案组通过周密调查已掌握了他受贿与滥用职权的具体案情。”负责该案的专案组干部介绍，经过调查核实，2003年至2016年期间，蒋兆岗利用担任云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等职务便利，在办理贷款、企业融资、承揽工程项目、购买办公楼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谋取利益，收受或索取他人巨额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700余万元。

　　不仅如此，有的人在拒绝组织挽救后，竟指望涉案“盟友”出手“搭救”，湖南省衡阳市城乡规划局原副局长欧黎明就曾有过这种“异想天开”的念头。

　　据了解，涉嫌受贿的欧黎明在面对组织审查调查时，认为自己只要拒不交代、拖延时间，“盟友”们就会想办法搭救自己，可以凭自己的人脉关系摆平事情。事实上，他得到的是11年有期徒刑。

　　“侥幸心理，使违纪违法干部把组织挽救当成了对抗审查的机会成本。”湖南省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负责人认为，个别违纪违法党员干部之所以在被调查期间拒绝组织挽救，是因为不愿放弃自己头上的“帽子”、手中的权力、既得的利益和人身的自由，自以为还有可以选择的、更好的“退路”。

　　拒绝组织挽救，终将自食苦果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原则，在审查调查过程中，对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伸手“拉一把”也体现了这一精神。然而，一些违纪违法党员领导干部却屡屡“错失”组织挽救机会，最终让自己身陷囹圄。

　　今年5月9日，湖南省原株洲县渌口镇党委书记陈远明职务犯罪案公开宣判，其因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被法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3年。

　　“其实在2016年底，组织就曾给过陈远明长达半年的时间，让他在人身自由的环境下讲清楚自己的违纪违法事实，但他却完全没当回事。”负责办理该案的株洲市渌口区纪委监委干部告诉记者，走读式谈话期间，陈远明对组织的劝告教育置若罔闻，不谈自身问题，只表获得成绩，当得知调查组掌握确切证据后，他放弃了组织挽救，选择了出逃。最终，陈远明错失了从轻减轻刑罚的机会，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处。

　　“其实组织给过我机会，在卫生计生机构专项纪律检查工作中，我如果将违纪款物如数上缴，并如实向组织交代违纪违法事实，事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步，是我自己放弃了回头的机会。”从立案审查到移送司法机关，只用了短短两个多月，云南省罗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党支部书记吴俊没有想到，这就是拒绝接受组织挽救的后果。

　　“吴俊在刚开始接受组织谈话时已经承认了违纪违法事实，但没过多久事情发生了反转。”办理该案的调查组干部介绍，首次谈话结束后，吴俊回家让妻子刘某与行贿人高某联系，欲以借款名义将收受的4万余元人民币退还给高某。

　　之后，吴俊推翻供词，坚称钱是自己向高某借的，并先后编造钱款为“朋友借给其买车的”“不知道钱哪里来的”“头昏记不起来”等虚假理由，企图掩盖事实真相。

　　最终，吴俊因拒绝接受组织挽救、对抗组织审查，从走读式谈话变成了留置审查。同时，在铁证面前，吴俊承认了违法事实，自己也失去了从轻处罚的机会，被双开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拒绝接受组织挽救，类似这样对抗组织调查行为的还大有人在。四川省蓬安县委原书记袁菱被人举报后，把行贿老板叫来“模拟对话”，同老板订立攻守同盟；福建省龙岩市冠豸山机场管委会原副主任、连城县政府原党组成员吴大东在面对组织审查时，伪造借条、虚假起诉，企图蒙混过关……

　　拒绝接受组织挽救，拒不交代自身问题，试图以一人之力对抗组织调查，在当前反腐高压态势、监督天网之下，无一例外都失去了坦白从宽的机会，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