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基准地震台（以下简称“南京台”）有个87岁的“镇台之宝”——高度顶到天花板，重约17吨，体积几乎填满半间屋子，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台还能运转的大型维歇尔地震仪。

　　1935年出生的唐兆华曾是南京台测震组组长，本科毕业的他，曾经有两次机会去其他地方工作，但他没有去，“我走了这台仪器就没人管了啊”。

　　南京台的人，无论年老年少，都把这台1930年购置、1932年投入观测的元老级地震仪视作精神支柱。

　　这台地震仪记录过1932年的甘肃昌马7.5级地震、1976年的7.3级和7.4级云南龙陵双震，前不久，还记录了印尼哈马里拉群岛7.3级地震。除了抗日战争时期被迫中断工作，维歇尔地震仪源源不断地向外提供地震观测数据。

　　南京台台长陈飞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从上世纪初以维歇尔地震仪为代表的烟熏记录时代，到上世纪70年代进入笔绘记录时代，再到21世纪前后进入数字记录时代，我们分析处理地震波信号并产出地震参数的速度越来越快，从地震发生后的1.5个小时，缩短到半个小时，到如今只需要1分钟。

　　“尽管技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守夜人’的规矩却没变。”陈飞说。

　　地震是一门观测科学，人类关于地震的科研进展，都基于各地地震台站的观测数据。为有朝一日能够准确预测地震，地震观测数据的连续性和准确性至关重要，而负责及时收集和处理这些数据的地震人，就被称为“守夜人”。

　　前不久，中国地震局“走基层”来到南京台，那里的“守夜人”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顾名思义，值夜班，是守夜人最普通也最具挑战的工作之一。

　　“哪怕值班的时候有人抢劫，我们也不能离开这个房间。”1992年出生的周康雅说起自己的工作，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她现在是南京台测震观测项目负责人。

　　他们所说的房间是一间装有几台电脑的小屋子，仪器探测到地震波时，这里便会响起警报，值班的人就得赶紧处理数据、上报。

　　采访当天，正好轮到周康雅的同事刘利值白班，正说着话，他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一个箭步冲进旁边的值班室里。等记者反应过来跟过去时，电脑上已经出现了一段波形图。

　　“刚才警铃响了？”

　　“响了。”刘利盯着波形图看了一会儿，松下一口气，说：“没事儿。”

　　地震发生的次数远比普通人感受到的多。截至今年7月31日，南京台收到过1000多次地震波的信号。作为基准地震台，南京台不但负责本省地震波的收集和处理，还需要进行全国、全球的地震监测工作。许多时候，其他震动也会被灵敏的地震仪探测到，警报触发后，这时候更需要人工分辨。

　　“地震台的人没有不神经衰弱的。”周康雅和同事即使在不值班的时候也很难进入深睡眠。

　　“我们24个小时开机，只要一收到地震应急到岗的通知，所有人都从家里往地震台赶。”陈飞说。

　　南京台素来“将地震监测数据质量视为生命”，在他们看来，与数据相关的任何事情都马虎不得。“南京台的数据，绝对敢拿出去和别人比。”老台长周加新已经退休14年了，但他作为“南京台人”的荣誉感有增无减。

　　周康雅告诉记者：“要端地震人这碗饭，就得干这份事。如果我漏报、误报，那别人可能会说，整个地震系统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个人的错误就可能抹杀前辈近100年的地震监测成绩。”

　　地震台里还有一项代表性工作，无论是法定节假日还是暴风骤雨下大雪，都不能间断：短水准测量——也就是监测断层形变的长期变化。

　　刘利和同事丁烨是搞短水准测量的壮劳力。他们每天从位于南京中山陵的地震台出发，扛着仪器爬上紫金山，在固定点位测量断层两侧高低变化。

　　夏天衣服能拧出水来，暴雪时还要先开路，最难的是要和中山陵景区里络绎不绝的游客和车辆协商，请他们暂时避让测量仪器。

　　“仪器比人重要。”丁烨和刘利说，就算是上、下山时摔倒，人也得垫在仪器下面：“仪器摔坏了要修很久，那数据就中断了。”

　　“尽管现在准确预测地震还做不到，但我们有责任把最准确的资料留下去，让后来人去研究。”陈飞说。

　　他们非常明白，自己肩上扛的不仅是精密仪器，还是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地震研究工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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