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幼小衔接、小升初的报名季，一切寻常得不能再寻常，那些学校开放日里堆积如山的简历、占坑班、或明或暗的考试都不见了踪迹。之前风生水起、号称有“点招机会”的“水木龙华”学校，在“开开停停”之后，终于在报名季来临之前关门大吉。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万所，存在问题机构27.28万所，完成整改26.99万所，完成整改率98.93%。这些都是自2018年初，四部委联合整治课外培训市场之后，收到的效果。
只是家长们没有这样淡定。“无法排解，内心很焦虑，感觉时刻在蹦床上，一会感到希望很大，一会觉得身在谷底。”北京市西城区6年级学生家长靳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在的片区对口的学校中有两个相对比较弱，她对此很有点担心。压力之下，北京市朝阳区6年级学生家长李然（化名），在这个春夏之交患上了玫瑰糠疹。她不敢放松孩子的学习，在各种微信群中，依然活跃着熟人介绍的公立学校教师单独辅导的信息。
课外培训市场在一年多的整治之后，收效如何？在报名季到来的时候，记者采访了身在其中的当事人。
“提前学”依然是机构卖点
李然的孩子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所民办小学就读，但是，她儿子所在的班级是民办小学里的两个公办班。“我希望儿子能在公立学校读书，但是我们又处在民办小学的建制中，和民办小学的学生一起派位，等于在公立和民办的夹缝之中。”李然告诉记者。
她和一些有同样情况的家长找到朝阳区教委反映了情况。另一方面，她继续抓紧孩子的学习，在培训机构高思教育补习数学和英语。往年，一些中学会以招收“寄宿生”的方式私下组织一些考试，也会接收学生简历。今年，这些情况都不存在了，“我还是跑了很多学校，也想办法交了简历。现在，我不敢漏接任何一个电话，就怕是学校打来的。”
靳女士对此进行了佐证，她表示，往年听说海淀区的一些中学有全市的招生名额，但是“今年所有的都停了，简历都很难送进去”。
李然的同事林晓（化名）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她早早让儿子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学习，“为的是不像李然这样焦虑和‘抓瞎’，毕竟哪所中学都想收成绩好的孩子”。林晓告诉记者。他们的培训就是在“提前学”。“我看儿子的培训资料，感觉我高中都没有学这么深，有的时候儿子学得吃力，我想发火的时候就会安慰自己，他只有9岁，却和我十六七岁承担的学习任务一样，我不能要求太多。”林晓说。
“提前学”“超纲学”正是培训机构此次整治重点解决的内容，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超纲”的标准不易认定，不少培训机构并没有就培训内容做出多大调整。此外，整治的重点还有公立学校教师代课的问题，记者暗访几家市场知名的培训机构，发现这个问题基本不复存在。
当然，公立学校教师代课并没有绝迹，只是变得更加隐蔽和相对个体化。
有偿补课大多“熟人推荐”
北京市海淀区初三学生家长牛英（化名）近日为一些“中考划题微信群”十分头疼，自己总被拉进一些莫名的微信群里，那里兜售各区的模拟考试真题，并标明“有意者私聊”。她抱着好奇的态度和一位叫“武老师”的微信群主聊了几句，却发现，有一些公立学校教师正以这种所谓熟人介绍的方式有偿补课。
记者也以这种方式联系了“武老师”，武老师先把记者带到一个培训机构听“2019北京中考改革串讲”，然后为记者推荐了海淀区某校教语文的“卜老师”和教数学的“马老师”。记者同卜老师交流时，他非常谨慎，不愿透露全名。只表示自己已经在一线教学28年，多次参与北京市中考语文阅卷等。记者问他在哪所学校任教，他含糊地说“圆明园附近”。记者再次追问“是否是101中学”，他不置可否，表示“您知道就行”。他展示了自己“区教学能手”的证书，并把学校名字和自己的全名打了码。他同时展示了学生家长给他的感谢微信，记者发现，微信名称都是“农大20中男生舅妈朋友推荐”“四季郦城二区严媛母亲介绍”“171中学霍老师推荐”等等。治理之下，公立学校教师补课似乎转入了“家庭补课”的个体化范畴。
严格的纪律之下有暗流涌动，似乎是今年这个招生季的生态。一方面，补习市场遭遇普遍降温是不争的事实，西城区初一学生家长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女儿没有上培训班，“因为老师在课上说，把课堂上的内容学懂学通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学校的考试也确实没有拔高的内容，都在课本的范围内，我觉得再去学也没有必要”。另一方面，面临升学的家长内心却很焦灼，就如靳女士说到的那样，“觉得身心无处安放”。
分数依然是家庭“刚需”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依然有暗流涌动？记者采访了上海市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
他认为，“分数作为主要指挥棒的评价体系以及校际之间的差距”是主要原因。“经过历次减负，导向的扭转、人才选拔的方式还没有从根子上改变。到今天，家长们对孩子考一个高分依然是有‘刚需’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此表示赞同，“现阶段，考试分数依然是主要评价标准，尽快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是未来改革的方向。”储朝晖说。
董圣足认为，这些问题是改革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他介绍了上海市的经验。“上海在治理整顿培训市场的过程中，有的培训班会想办法把班级开到城际铁路能通往的上海江苏交界，并表示能为学生和家长报销地铁费用。还有的学校和培训班联合组织游学去外地培训等，后来上海市通过和江苏省联合执法，把这些乱象清除掉了”。
他同时介绍了培训班治理整顿的步骤及难点，“这是一个复杂且有系统性的工程，2018年，治理的重点在于对培训机构的摸排和无证无照培训班的清理整顿，今年进入了深水区，将触及更多实质问题。”董圣足说。
这些“实质问题”包括培训机构对于“超纲”的认定，以及教育部门执法权的界限等。董圣足告诉记者，如何评价超纲？有的专家认为应该对照学校教学大纲逐条修正，尽管这样实在失之于教条，“但是目前有的培训机构把课程名称巧妙更改，换汤不换药。比如把数学改成‘思维训练’，把语文改成‘文学欣赏’等，跳出课程模式，辩称在做‘素质教育拓展’，逃避检查。”
“我们目前应该做的，是加快对于‘超纲’的评判，出台相应标准。让一些不法培训机构没有空子可钻。”董圣足说。
另一方面，在对培训机构的治理上，教育部门缺少执法权，依靠多部门联合执法实现。但是，有的地方责任划定不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治理整顿的难度加大。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公立减负、民办加负”的问题。董圣足介绍了上海市曾经出现的现象，“在一些民办学校，缩减了‘音体美’课程，增加主课课时，还贴出一些标语口号激励学生，如‘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等等，一些民办学校还从公办学校‘掐尖’，这些现象后来都得到了严查。”
长期研究这个问题，董圣足还建议，在教师资格证的认定上，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培训市场要求教师必须拥有教师资格证，但是在资格的认定上，通过认证的比例太低。如果能划分成两条线，一线教师和培训教师，可能会更科学和方便管理。”董圣足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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