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休息的距离，正是“休息权”从道德主张落实为法律权利的距离，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之间的距离。

大约一个世纪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描绘了一幅令人向往的图景：到21世纪初，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然而，时间来到30年前的1995年，新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正式颁布实施，“8小时工作制”由政治主张正式确立为法律制度。遗憾的是，凯恩斯乌托邦式的预言至今未能真正实现，《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个小时也很难到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以来，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持续攀升，并在2023年达到49小时的历史新高，尽管2024年6月微降至48.6小时，但如果按一周工作6天计算，中国人平均每天仍要工作8小时以上，时长与凯恩斯所处的时代几乎无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劳动者享有休息权，《劳动法》也构建了包括标准工时、特殊工时、法定节假日、带薪年休假、产假、婚假、病假等多种制度在内的法律框架。然而，打工人想要一个完整的双休日或不被打扰的夜晚依然困难重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特聘研究员黄镇认为，劳动发生异化是休息成为一项法律权利的根本原因。休息权的目的是为了平衡劳资双方在时间分配问题上产生的利益冲突。如今，平台经济、算法管理、AI技术的介入使得这场博弈的规则变得空前复杂。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以工厂流水线为基础的工时制度的平衡被打破了，新的工时制度暂未形成，所以出现了资本暂时“失控”、《劳动法》暂时“失灵”的现象。

传统休息权的概念正在走向“终结”。过去的工时制度已经失效，新制度又尚未成形，处于制度真空夹缝中的劳动者，在力量悬殊的劳资博弈中缺乏筹码。法学上定义的休息权不仅指停止生产性活动从而恢复生理和心理机能，更是一种身份权，主要指劳资双方围绕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进行的规范性分配。近十年间，黄镇观察到传统休息权正在走向“终结”。进入信息时代后，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旧的工时制度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工时制度又没有形成，结果就是劳动者关于休息、休假的权利普遍受到侵犯，休息权实际处于失效、失灵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