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孟维瞻】

马斯克离开白宫了。

尽管这是一个早就预定好的结局，但在他和特朗普两人关系热火朝天的时候，大家不是没有想过另一种结局。当然，也有很多人在期待，两个人如胶似漆的蜜月期之后是否会反目成仇。

如今看来，虽然说不上是反目成仇，至少也是话不投机。

临走时，马斯克向媒体抱怨道，“联邦官僚机构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DOGE成为了华盛顿的“替罪羊”。除了不同意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外，他对刚刚通过不久的大规模税收与支出法案也表示不满，认为“它不仅没有减少预算赤字，反而增加了赤字，还削弱了DOGE的工作成果。”

马斯克在白宫的日子虽然短暂，但他的影响却不可忽视。他带走的，除了对联邦官僚机构的不满，还有对科技创新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深刻改变。他留下的，则是一个关于科技巨头如何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深刻思考。

“科技工业复合体”的兴起

“科技工业复合体”的理念渊源，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美国“政府—产业—学术”协同创新体系的建立。与传统“军事工业复合体”主要围绕企业和个人私利运转不同，“科技工业复合体”以国家利益为核心驱动力，由白宫、国会和高科技企业组成新的权力铁三角。

特朗普就职典礼上，科技大咖群集，图中右起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谷歌首席执行官皮伽、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及其未婚妻桑契斯、Meta首席执行官查克柏格及其妻子普莉西拉·陈。路透社

在这个结构中，科技企业不再仅以短期商业利润为唯一目标，而是愿意为国家战略牺牲部分眼前利益，和政府共同谋划长期的技术优势。除了马斯克之外，雅各布·赫尔伯格、大卫·萨克斯等人也通过旋转门进入政府关键岗位。这种高度协作使政府决策层拥有更强的科技专长和决策能力，政策执行也更加灵活高效。

在价值实现路径上，“科技工业复合体”主张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增强国家实力，而非依赖传统的地缘扩张或军事征服。其信念是：未来大国竞争胜负取决于前沿科技领域的突破和产业化能力，科技创新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开拓新市场，更有可能成为提升美国国家实力的战略资产。

科技工业复合体推动的项目（如“大规模AI基础设施建设”等）旨在巩固美国技术领先地位，以和平竞争手段实现对竞争对手的战略压制。科技工业复合体并不希望让美国与对手发生战争，而是合理划分势力范围，希望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

“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运作则建立在庞大的国防预算和利益链条之上：军工企业通过游说和政治献金影响国会拨款，政府高官和军火商之间人员流动频繁，在推动军事项目和对外干预中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长期以来，军工集团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倾向于鼓吹和夸大外部威胁，以确保源源不断的军费和武器订单。这种利益驱动使军事工业复合体更乐于参与乃至主动制造地缘冲突，并为美国设立假想敌、渲染大国威胁，来裹挟美国对外政策朝战争方向倾斜。

通过输出战争与不稳定来维持霸权，是军事工业复合体惯用的策略。战争不仅巩固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也成为其获取利润和吸引资本回流的手段，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制造危机—军火盈利—巩固霸权。在这一模式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往往与武力干预紧密相连，通过军事存在和干预在全球建立不对称控制地位。

“科技工业复合体”和“军事工业复合体”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国家安全观和全球战略取向。科技工业复合体倾向于通过和平时期的技术竞争来实现对战略对手的压制，其核心是在不直接诉诸武力的情况下，确保美国的领先地位和安全利益。

美国政府在科技精英的参与下，对外采取更复杂的“竞争性压制”策略：例如加速主导国际技术标准和治理规则，限制对手获取尖端技术和市场机会，注重提高美国自身科技实力而对盟友缺乏信任，等等。

这种战略思路将关键技术领域视作大国博弈的新战场，强调以创新优势和制度规则将潜在对手锁定在下游，从而在“看不见硝烟”的竞争中达到类似于传统战争胜利的效果。

相比之下，军事工业复合体秉持的是一种基于硬实力的安全观，更加依赖直接的军事威慑和干预来实现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掌控。其特点是在面对国际挑战时优先考虑军事选项，通过海外驻军、武力打击或政权更迭等手段来维护美国利益。

因此，军事工业复合体推动下的安全策略往往容忍乃至欢迎一定程度的国际紧张，因为冲突本身既证明了维持高额军费开支的必要性，也使美国可以借机强化对盟友和地区局势的控制。

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利益诉求，与民主党右翼和共和党内部新保守主义者的理念是一致的。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之后的最初十几年，这种路线一直奏效，但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经无法延续，美国民众无法从中得到实惠，国家从中获得的收益远小于支出。

这张照片成为特朗普和马斯克关系的经典注解

“技术加速主义”的盛行

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推动的这场改革，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由科技企业家主导的行政机制改造实验。其理念源自一种新兴思潮——技术加速主义。它主张通过私营部门与政府的合作，提升美国在战略产业上的自给能力，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激发全民的创新热情和创业精神，使得美国在新一轮科技竞赛中保持领先。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联邦政府被视为“过时低效的机器”，必须以雷霆手段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削减臃肿机构，实现政府决策的高速运转。

“技术加速主义”明显是在仿效与借鉴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马斯克多次公开赞赏中国的制度效率和发展成就，认为美国在很多方面正被中国赶超。他将中美差距的缩小归因于美国国内繁冗的官僚体系。他直言，美国安全环保标准和劳工成本只能解释中美差距的一小部分，“真正根本的原因是指数级增长的官僚主义，以及按项目抽成的自私咨询业，这些因素最大化了建设成本”。他认为中国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现了良好的治理能力。

在具体治理手段上，马斯克的很多做法中国人都似曾相识，与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不谋而合。

首先，中国的“举国体制”与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理念，常被认为是重大工程成功的秘诀，而马斯克也试图在美国复制这一点——通过政府效率部直接干预资源配置，削减对非重点领域的投入，转而增加对新兴尖端科技的支持和补贴。他推动放松对科技产业的监管，为人工智能、太空、清洁能源等未来产业提供政策优惠，加速颠覆性技术的突破。

举国体制背后蕴含的是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全民动员理念，这意味着国家目标高于部门和个人利益，需要上下同欲、协调一致地行动。马斯克在美国推进的一系列措施——无论是全国范围内精简机构，还是统筹资源发展科技——都隐含着这种“全局一盘棋”的思想。他试图塑造一个由顶层统一指挥、各方协同执行的高效政府，这无疑带有“举国而治”的色彩。

其次，马斯克的大规模裁员整顿，与中国政府的精兵简政、强力反腐高度相似。马斯克执掌政府效率部期间，毫不手软地砍掉大量“冗员”和他眼中的低效部门：一次性精简数十万计的公务人员队伍，甚至给上百万官员提供买断退休以腾出机构编制。如此大刀阔斧的机构瘦身，在美国史无前例。

此外，马斯克对制度稳定性和长期规划的重视也深受中国影响。他倡导减少频繁政策更替带来的内耗，主张学习中国设定长期目标、持续投入的策略。他在一次采访中，非常欣赏中国制定五年规划的能力，他也曾多次宣称要为尖端科技制定中长期发展蓝图，以避免每届政府的技术政策朝令夕改。

除了在操作层面的模仿，马斯克的技术加速主义背后，也透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价值观的某种呼应。

首先，马斯克批判美国现在的官僚系统低效紊乱，专断而又无能。他主张将权力从“脱离选民的官僚”手中夺回，以重建治理秩序。马斯克这种强调清理积弊、恢复良序的诉求，与中国历代整饬吏治的做法高度相似。类似地，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认为孔子与共和党的各种理念高度相似，主张共和党学习儒家思想，以提高选举能力和执政质量。

其次，马斯克流露出的集体主义和爱国意识，也和中国思想不谋而合。他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拼搏精神和集体奋斗效率。例如，他夸赞中国工人的勤勉程度“燃烧凌晨三点的油”，直言“在中国有大量有才能且努力工作的人才…他们不仅开夜车，还会通宵达旦工作；而在美国，人们却尽量躲避工作”。这番言论体现了他对集体敬业、吃苦耐劳价值观的认可。现在美国内部有很多人希望重建清教精神，唤醒美国人民的勤劳奋斗意识，但是效果不佳。

再次，马斯克对于技术官僚治国的兴趣，也可以看作对中国政治传统的呼应。当代中国政府中大量官员具理工科背景，被视为一种技术官僚体系的延续。马斯克本人作为工程师，非常推崇专业技术能力在治理中的作用，屡次批评美国政客缺乏科技素养。他曾指出中国的从政者往往受过理工科训练，“对人民更有责任感”，关心人民福祉，在科学素养和务实态度上比美国官员更胜一筹。马斯克欣赏的是一种“德才兼备”的政府，既要有技术理性，也要以民为本。这与儒家推崇的贤能政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强调的“为人民服务”理念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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