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时代（1989—2019）是日本经济从泡沫崩溃走向增长停滞的三十年，也被称为“失去的三十年”。根据厚生劳动省的《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1990年日本人平均年收入约463万日元，2018年仅为433万日元。名义工资原地踏步，实际收入更是在物价上涨中缓慢下滑。

与此同时，终身雇佣制度逐渐瓦解，非正规就业比例持续上升——到2020年，日本女性中有超过一半为非正规就业，男性也超过两成。起点更低、路径更不稳定，年轻一代切身感受到了“努力未必有回报”的现实。

而我们也正感受着类似的变动：经济前途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凸显，尤其在城市居民中，“中产返贫”、“阶层滑落”等话题愈发引人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节点上，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特别值得观察的对照样本。然而关键不在于类比关系，而是两者在趋势上的相似与内容上的差异，使我们得以从中窥见未来社会与经济系统可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路径。

越来越多去日本旅游的人发现，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社会反而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秩序、平稳甚至宜居性。日本是如何度过那三十年的？它的经验是否能为我们提供另一种想象未来的起点？

“失去的三十年”里，

日本中产跌落了多少？

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各个阶层的收入普遍下滑，低收入家庭占比不断上升，中高收入群体则持续收缩。相对贫困率（即收入低于全国中位数一半的人口比例）从1980年代的约10%，上升至2012年的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前列，位列G7国家中的第二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消费能力显著下降。一个直接反映消费结构变化的指标是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1980年代末，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曾降至约20%，意味着当时家庭拥有较多“可自由支配收入”；但随着实际收入下降，该比例开始反弹。到2022年，这一数字升至26.6%，意味着超过四分之一的支出用于食品，家庭对非必需品的消费空间持续压缩。

日本由过去被称作“一亿总中流”

（又称“一亿总中产”，是196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意识，在终身雇佣制的背景下，超九成的国民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社会，逐步转向“格差社会”（即分化社会），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这个社会已不再平等，有明显的赢家和输家。

社会的另一重跌落则来自老龄化。我们曾提到“养老金替代率”这一概念，即退休后所能领取的养老金与退休前收入之间的比例。一名中产如果退休后收入打了折扣，也就可能被迫离开中产阶层。随着老龄人口增多，“收入打折”的人也随之增多。1990年至2020年，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整体呈下降趋势。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1986年，普通工薪家庭的替代率为约68%；而到了2019年，已降至61.7%。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3.6%，农村更是几乎可以忽略。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在应对老龄化带来的“中产滑落”时，挑战将更为严峻。

不过，尽管经济数据整体呈下滑趋势，日本仍保持了一定的社会结构稳定性。根据内阁府的调查，只要被调查者选择“中の上・中の中・中の下”三项中任意一项，便视为“中产阶级”。在这一统计口径下，自1990年至2024年，自我认定为“中产”的人口比例仅由90%微降至89%，变化极小。

若采用更细分的标准，日本社会科学研究计划（ISSP）关于《社会不平等》的长期调查将收入划分为10等，选择第⑤⑥等级者被视为“中等收入”。数据显示，在1999年、2009年与2019年，⑤⑥等级人口比例分别为27%、31%、24%。尽管“中间人群”呈缓慢下移趋势，低收入群体有所扩张，但整体结构并未出现断崖式下坠。

这就是日本“失落三十年”的基本面貌：没有戏剧性的崩塌，也没有特别惊喜的翻盘，而是一个缓慢下行、稳中有序的社会。

重要的是，即便在长期低增长中，它也没有把过去的积累彻底败光。而这种相对稳定，并非仅仅因为日本的起点足够高，更与其分配机制、消费与营商环境乃至文化心理的适应性密切相关。

电影《东京奏鸣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