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为由，依据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及其执行条例，将来自阿联酋、南非、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国等80家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其中，我国企业占比高达67.5%（54家），首批12家（即日生效）全为人工智能（AI）产业链上游企业（含香港2家、台湾地区1家），其余42家（3月28日生效）涉及量子技术、高超音速武器研发、军工现代化等领域。美方此举旨在防止我国获取AI、超级计算机和高性能芯片等先进技术，延缓我国军事现代化，维持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这也意味着美对华从产业到技术再到规则层面的“技术生态位”立体围剿仍将持续，美方利用实体清单、投资禁令等手段阻滞我技术迭代升级亦会成为常态。

美国本轮针对AI领域的制裁，巧妙利用其自身尚存优势，稳抓核心技术节点，通过限制算力获取、打击关键芯片研发实体、聚焦军工关联方等手段，试图精准打击我国AI发展关键环节，特别聚焦于AI在军事层面的应用，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在短期内对所涉企业将带来一定影响。

高性能计算能力作为现代AI技术突破的基础设施，已成为美国科技围堵的首要目标。此次制裁进行系统性布局，明确将遏制我国获取高性能和百亿亿次级计算能力列为核心目标，从战略层面欲对AI竞争中具有决定性地位的算力痛剿穷迫。此次制裁措施不仅针对终端应用企业，更构建了从芯片设计、制造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限制。这种“全谱系”打击手段有效锁定了高性能计算各环节，形成了环环相扣的遏制网络。在芯片层面，此次制裁主要限制英伟达等高端AI芯片向中国流动；在服务层面，加强对云计算服务商提供高算力服务的管控；在研发层面，限制与高性能计算相关的技术合作与知识交流。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制裁的企业具有军民两用特性。文件特别强调，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涉及与中国军工复合体有密切关联的终端AI开发和超级计算机，可见美情报系统对我国军民融合战略的跟踪已相当深入，且具有系统性监控能力。此次制裁的时机选择也绝不是偶然。美国选择深度求索（DeepSeek）等一众国产顶级AI大模型爆火、且研发处于又一关键突破阶段实施制裁，具有明显的战略考量。目前我国大模型研发正处于从“追赶”到“赶超”的关键窗口期，算力需求激增。美国此时收紧高端计算资源，意在延缓我国在大模型领域实现自主突破的进程，为美国企业在全球AI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争取更多时间。